丁玲風雨中憶蕭紅賞析

風雨中憶蕭紅是一篇悼念文章，寫于蕭紅在香港去世三個月之后。丁玲懷著痛惜之情追憶自己與蕭紅的一段短暫的交往。

丁玲與蕭紅相識于抗戰烽火四起的1938年春天。這是兩位活躍在三十年代文壇女作家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見面。當時丁玲率領八路軍西北戰地服務團在山西前線開展抗日宣傳活動，與前來投奔民族革命大學的蕭紅在臨汾相遇。不久，因日軍逼近臨汾，原先和蕭紅同行的蕭軍隨民族革命大學撤往鄉寧，而蕭紅卻與端木蕻良、聶紺弩等人隨同丁玲的西戰團去西安。后來，蕭軍奔赴延安，遇到回延安辦事的丁玲和聶紺弩，又隨丁玲他們到了西安。在西安，兩蕭決定分手，因蕭軍要去延安，于是蕭紅與端木蕻良結伴回武漢;兩蕭從此分道揚鑣，各奔前程。

在丁玲的回憶里沒有具體描述她和蕭紅交談的內容，也未曾提及兩蕭之間那段不愉快的離異，或許這些都是丁玲有意而為之。然而丁玲三八節有感，字里行間流淌著的感情卻是真誠的、深沉的。對于蕭紅的處世為人、對于她的悄然離世，丁玲無法壓抑自己的萬千感情：她為蕭紅的坦然直率而驚訝不已，“作為一個作家的她，為什么會那樣少于世故”;她為能有蕭紅這樣一位女友而感到欣慰，“因為我們實在太真實，太愛在朋友的面前赤裸自己的精神”;她為自己不能勸說蕭紅去延安從事個人寫作而后悔不及，因為延安“在抗戰中，的確可以使一個人少顧慮于日常瑣碎，而策劃于較遠大的丁玲三八節有感，并且這里有一種朝氣，或許會使她更健康些”;她又為蕭紅的慘死而感到無言的寂寞，因而聯想到在中國有才智有氣節、能夠耐苦而又不依賴于別的力量從事獨立寫作的女性是如此寥寥……

通覽全文，我們不難發現風雨中丁玲不僅僅憶的是蕭紅，而且更多的是在抒說自己的感慨。或者說，因蕭紅的不幸身死誘發了丁玲內心復雜情感;或者說，丁玲是借酒澆自己心中的塊壘。

風雨中憶蕭紅充溢著丁玲紛繁復雜、撲朔迷離的情緒，令人琢磨不透。解讀此文，須聯系其寫作背景。這篇散文寫于1942年4月25日，距即將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不到一個月。此前，丁玲因在她主編的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上發表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和自己的三八節有感等雜文而受到批判，便回到文協。而國民黨特務機關乘機把丁玲和王實味等人的文章編印成關于“野百合花”及其他——延安新文字獄真相小冊子，四處散發，造謠惑眾。可想而知，當丁玲撰寫風雨中憶蕭紅時，她的內心承受的壓力是何等巨大!

風雨中憶蕭紅寫得跌宕起伏、情真意切，字字句句叩擊著讀者的心弦。文章從四月的延安像江南一樣下起細雨開始入筆，描寫自己煩悶焦躁的心緒，不堪忍受細雨沒完沒了的折磨，而寧肯“有更大的風雨也好”。作者設問自答，“世界上什么是最可怕的呢，決不是艱難險阻，決不是洪水猛獸，也決不是荒涼寂寞。而難于忍耐的卻是陰沉和絮聒”。

聽著不斷的水的絮聒，痛感到連寂寞的寧靜都沒有的陰霾，作者的心在陣陣抽泣，她的思緒沸揚，飛向死去的或正在受著難的天涯故人。

她想到雪峰是她的知友中最沒有自己的人;她想到秋白“政治家——文學家”二重生活使他面對死亡不能免于申訴;她想到蕭紅真誠少世故卻遺憾能彼此無妨嫌、無拘束、不須警惕著談話的對手太少。

丁玲還想起了死。但她從故人的死，醒悟到死對人對己都是莫大的損失。因為在這世界上還存著戮尸遺法。即使是未死的胡風還被人說是漢奸，更不必說已死者，它無須賄買這種無恥的人證。魯迅的阿Q正傳被人歪曲，蕭紅的生死場也難逃厄運。

轟轟烈烈的熱鬧已經成為過去，而現在連寂寞的寧靜也沒有。孑身困頓在窯洞的丁玲此時此刻，是多么需要阿底拉斯的力背負著宇宙的時代所給予的創傷，毫不動搖地存在著。丁玲的情緒從悲哀沮喪中走出，她相信，存在便是一種大聲疾呼，便是一種驕傲，便是給絮聒以回答。然而這阿底拉斯的力又來自于何方呢?丁玲惟有寄語死去的和未來的朋友們，以聊表自慰：“我將壓榨我生命所有的余剩，為著你們的安慰和光榮。哪怕就僅僅為著你們也好，因為你們是受苦難的勞動者，你們的理想就是真理。”

風雨中憶蕭紅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它使我們讀到了一個真實的“自我”，讀到了一個真實的世界。它留給讀者是更多的感慨與回味：生活原來就是這樣的!